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奇缘

未解之谜 2016-01-19 17:33:44网络猎奇窝

在讲述一代影后胡蝶的传奇人生时，我们曾读到马君武那首名噪一时的诗。诗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赵四风流朱五狂。”这里面的赵四，便是有着绮霞小姐美名的赵一荻。

如果说，马君武那首诗，让胡蝶蒙受了不白之冤，在公众舆论面前尴尬万分，那么它同样让我们的绮霞小姐成为众矢之的，遭受了国人的谩骂。赵四与少帅张学良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?她真的是个风流的祸国红颜吗?

赵一荻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香港，原籍浙江兰溪。她的小名叫做绮霞，这是因为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东方的天际上突然出现了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。那霞光那么绚烂多姿，仿佛预示着赵一荻会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多彩人生。后来她的生命历程，真的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赵一荻的父亲叫赵庆华，字燧山。他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一名旧官僚，曾历任津浦、沪宁、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，还曾出任东三省外交顾问，官至交通次长。赵庆华为人耿介不阿、为官清廉，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，实属不易。

赵一荻出生时，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。按照在姐妹中的排行，她排到第四(赵家的小女儿)，因此家里人都亲切地叫她赵四小姐。

出生于这样一个有名望的官宦之家，赵四小姐自然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。无论是在社交礼仪上，还是在艺术修养上，或是在政治智慧上，她都得到了父亲的言传身教。因此，年纪不大的赵四小姐，就已经是一些社交场合的明星。当时的报纸，都喜欢用“绮霞的风采”来形容这位小姐的倾倒众生、万人着迷。

对于这个乖巧的小女儿，父亲赵庆华自然是万分疼爱。然而，偏偏就是这个小女儿，却闹出了一个“赵一荻失踪”事件，让赵庆华大伤脑筋、苦恼异常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原来，赵一荻爱上了少帅张学良。而且她明知张学良已有妻室，仍然坚持与之同居，并从此谱写了一段长达七十几年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这段美丽的爱情故事，开始于1927年。那个时候，赵一荻才16岁。尽管岁数不大，但她已经跟随三个成年的姐姐出入一些社交场所，参加社交活动。当时，天津名气最大的社交场合叫蔡公馆。蔡公馆的主人，后来成了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父，也是一个社会名流。由于曾留学德国，因此很有些洋气，常在府邸举办歌舞会或者放电影，而所邀请的宾客全都是达官贵人。就是在蔡公馆举办的一次生日舞会上，赵一荻认识了张学良。

其实，在这之前，张学良已经与赵家兄弟在北京相交，而且经常来赵家做客。或许是由于年岁还小，赵一荻对这位将军并没有什么印象。而这次舞会之后，她开始对温文儒雅的张将军产生了好感。而后，两人的交往便开始多了起来。他俩时常到坐落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高尔夫球场打球。那年的夏天，赵一荻与大哥、二哥结伴，到北戴河避暑，恰好碰到张学良也在那里休养。赵一荻和张学良再次相见，感情也越发亲密起来。回到天津后，张学良时常约请赵一荻共舞，而且次数越来越多。凡是天津上流社会的舞场，只要张学良出席，就一定见得到赵一荻的曼妙身姿。

小女儿跟有妇之夫张学良的密切交往，让父亲赵庆华脸上十分无光。虽然赵庆华也很欣赏张学良英雄少年、前途有为，可是赵家毕竟也是名门大户，自己的小女儿整天跟有妇之夫过从甚密，始终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。一向注重社会名声、性格耿直的赵庆华，一怒之下将赵一荻锁在了家里，让心腹丫鬟和保姆日夜相守，防止赵一荻出门与张学良接触。

可是，一扇家门怎么挡得住两个相爱之人的相互思念。见不到面，赵一荻便和张学良频繁地通信。两人书信往来，彼此倾诉心中的喜悦和哀愁，感情也越来越浓厚。到了“赵一踪”事件之前，两人的爱情已经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。

就在此时，1928年“皇姑屯事件”爆发，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被日军炸死。为了给父亲治丧，张学良秘密赶到沈阳，机智地与日军周旋。此时的少帅，身负国仇家恨，内心十分苦闷。在情感上，他很需要赵一荻的安抚。于是，1929年3月，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的张学良，给赵一荻去了一个长途电话，邀请她前往沈阳。

听见恋人的约请，赵一荻很快就回复说，自己已经跟家里人商量妥当，征得了父母的同意，准备北上。

然而，这只是赵一荻安慰张学良的话。实际上，父亲哪里会同意她的这个请求呢?要想去探望恋人，赵一荻只能是离家出走。

1929年10月，赵一荻悄然离家，一个人乘火车来到了沈阳。见到自己苦苦思念的恋人，赵一荻欣喜异常。很快，她就和张学良住进了北陵别墅，过起了秘密但充满快乐的同居生活。这就是著名的“赵一荻失踪”事件。

小女儿的离家出走，让赵庆华大为恼火。他很快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：“四女绮霞，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，竟自私奔，不知去向。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，应行削除其名，本堂为祠任之一，自应依遵家法，呈报祠长执行。嗣后，因此发生任何情事，概不负责，此启。”

不仅如此，赵庆华还自认羞愧，不久便辞官退隐了。

父亲的绝情，并没有让赵一荻回心转意。她仍然坚守着自己爱情的阵地，与张学良恩爱有加。即便在世俗的眼中，她跟张学良在一起，毫无名分可言。事实上，早在北戴河的时候，张学良就曾告诉她说，将来两人在一块，她将不会被称为张夫人，而只能作自己的秘书。赵一荻答应了。在赵一荻看来，她来到关外，只是为了得到一颗真诚的心。所以，牺牲自己的一切，哪怕名节，也在所不惜。也由于这个原因，赵一荻便有了秘书赵四小姐的称谓。面对父亲的强烈反对和舆论的压力，她毫不动摇，一心爱着张学良。在沈阳，她和张学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。1930年，赵一荻还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闾琳，这是她和张学良爱情的结晶。

赵一荻进入张学良的生活，自然给另外一个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和苦恼。这个人就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。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两岁，是由张作霖定下的亲事。这位夫人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，性格温婉柔顺、善解人意。张作霖当年选她做媳妇，就是看中了她良好的品性。

然而，自己丈夫身边突然多了一个女人，再好的品性也难免有所怨尤。至少，她也会怀疑这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究竟意图何在?尤其是，这个女人比起自己的丈夫来，竟然小了11岁之多。她真的爱自己丈夫吗，还是贪图富贵名利?这些都是于凤至得知张学良跟赵一荻同居后，首先担心的。

于凤至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赵一荻的突然闯入，确实让张学良感到跟原配夫人有些难处。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怎么处理自己跟于凤至、赵一荻三人间的关系，成了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情感问题。

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，张作霖当年挑选于凤至做媳妇，的确深具慧眼。这位东北军阀长期的人生经验，让他一眼就相中了于凤至，相中了她的贤惠和宽容。也正是这种美好的德性，加上赵一荻的痴情赤诚、张学良的协调节制，才有了三个人之间的和睦共处、感情融洽。

在一段时间的观察后，于凤至的担忧逐渐减轻了。她慢慢发现，眼前这个年岁小自己很多的女人，是真心爱着张学良的，她跟张学良生活在一起，绝非是为了贪图权势、地位和财产。作为一个大家闺秀，赵一荻并没有为了争取名分大吵大闹，相反却显得十分的隐忍和低调，表现了良好的品行修养。

这些性格都让于凤至开始喜欢上了赵一荻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于凤至十分明白自己的能力。在她看来，张学良是个做大事的人，需要很好的助手。可是，自己身上并没有具备这种才干。与自己相比较，赵一荻却有着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才能，有她辅助张学良，一定能事半功倍。假如自己接纳赵一荻，共同辅助张学良，那么将更有助于张学良事业上的发展。

于是，赵一荻在北陵居住数月后，被于风至请进了帅府。从此，两人姐妹相称，相互关爱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让为国事操劳的张学良免去了许多内顾之忧，谱写了一段爱情佳话!

有人曾经说，20世纪如果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，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隋故事，便是其中开得最绚丽的一朵。

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，更由于张学良敏感的政治身份，赵一荻与张学良的爱情，从一开始，便显得尤其引人瞩目，充满了各种是非。马君武的那句不实的诗句“赵四风流朱五狂”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
除了这些是非之争，他们俩的爱情还历经磨难、饱尝艰辛，尤其是那段艰难的软禁岁月，见证了少帅和赵四小姐忠贞的感情。也正是那漫长苦闷的软禁生活，让他们俩的爱情愈久弥坚、日益珍贵。

1934年1月8日，张学良从国外访问归来，刚抵达上海，就接到了豫鄂皖三省“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的任命。至于总司令一职，则由蒋介石亲自担任。对于这个头衔，张学良内心是十分反感的。在他眼中，当时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是如何抗日救国，而不是剿共。可是，蒋介石却一味地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。因此，在政治策略上，张学良和蒋介石一直都有矛盾。

随着局势的发展，为了把中国变成其吞并亚洲政治军事计划的大基地，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。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一再进犯，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上书进谏，乃至哭谏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，结果都被蒋介石拒绝。在进谏无效的情况下，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。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与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，抓获并软禁了蒋介石。在中共和其他政治势力的积极努力下，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提出的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的主张，事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

然而，为了表示对“最高统帅”的负责，也为了表示诚意，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之后，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。这一去，便羊入虎口。在南京，张学良受到了军法会审，最终被蒋介石长期软禁，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非法幽禁生活。

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正是赵一荻长期陪伴在张学良身边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更重要的，给了他精神上的依靠和慰藉。

最开始，蒋介石把张学良软禁在浙江奉化的溪口。得知爱人被囚的坏消息，无可奈何的赵一荻，只得于1937年1月11日带着儿子张闾琳来到南京，然后转赴香港居住。当时，她的心情是矛盾的：她是多么希望能见到张学良，可是幼子在身边，同样需要照顾。权衡之下，她还是选择了照顾好儿子。

于凤至是理解赵一荻的心情的。为了能尽快赶去照顾张学良，也为了能替赵一荻解忧，于凤至很快就赶赴奉化溪口，侍奉张学良。这一侍奉，就是三年之久，足见她与张学良的夫妻感情之深!然而，在这三年里，于凤至由溪口辗转奔波江西、湖南，长期的劳顿、精神焦虑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，乳房烂疮日渐加重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张学良只好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请求，让于风至去治病，由赵四小姐来照料自己的生活。最终，蒋介石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。赵一荻虽然远在香港，可她的心却时刻牵挂着张学良。

她思前想后，决定与爱人一起被软禁。至于儿子，她准备将他送往美国，由那里的一个朋友代为照管。想着不满十岁的儿子，毫无独立生活能力，就要离开父母的怀抱，一个人去异国他乡读书生活，赵一荻就一阵阵的心疼。可是，在祖国大陆，却囚禁着她生命中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人，她又怎能割舍得下呢?于是，在交代朋友千万不要让儿子与外界任何人接触，以防有人加害或因环境复杂发生意外之后，赵一荻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大陆，准备与爱人共度难关!其实，以赵一荻当时的生活情况，在香港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，有自己的住房，生活相当安定。如果再加上需要照料儿子，不去是完全可以的。可是，她仍然选择了与张学良共同面对艰难，一起过幽禁的生活。此后，赵四小姐就再也没有离开张学良，一直陪伴到台湾。

1940年，赵一荻从香港回到张学良身边时，他已经被软禁在贵州修文的阳明洞了。见到心爱的绮霞小姐，张学良喜出望外，多年来积累的怨气和苦闷，似乎也一扫而空。

赵一荻的到来，给张学良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在贵州软禁那段时间，张学良喜欢上了阅读英文报刊，赵一荻就陪着他一起读。张学良喜欢古董，赵一荻就帮助他收集、鉴别。张学良想要研究明史，赵一荻便帮助他查找资料，整理文字。读书累了，张学良。想去打网球、钓鱼，赵一荻同样跟他一道前往。一句话，她就是张学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。为了尽量多点时间照顾爱人，获得“特许”探亲的赵一荻甚至每次前往美国看望儿子，都是飞去飞回，仅住两三天，即回到张学良身边。

1941年5月，张学良突患急性阑尾炎，赵四小姐陪他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。出院之后，蒋介石为了更好地看管张学良，就将他和赵一荻转移到贵阳黔灵山的麒麟洞和开阳的刘育软禁。在这两个地方呆了三年后，1944年冬，他们又被迁至贵州桐梓的天门洞，一直软禁到抗战胜利。

在那样颠沛流离、与世隔绝的被囚岁月里，张学良和赵一荻所受的委屈和苦楚，是可以想象的。可是，看守他们的人却常能见到俩人悠闲愉悦地生活。这就是真爱的力量吧!也只有真爱才能让其中的爱人们视外界的磨难于无形，相互安慰和体贴，彼此寄托一份快乐活下去的希望。据说，那段时间，赵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，脚登布鞋，几乎洗尽铅华。要知道，年轻时的赵一荻，可是社交场合的明星啊，其衣着装饰是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。她能如此甘于平庸，执着清贫，若是没有对张学良的真爱，是绝难做到的。

1946年9月，看守刘乙光通知张学良和赵一荻“移居”重庆。10月15日，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赴渝。实际上，当时蒋介石的真实意思是把张学良和赵一荻关押到台湾，到重庆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做法而已。11月2日，来重庆没多久的张学良等人，乘飞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，中午到达武汉。本来，张学良心想，可能这下是要飞去南京，面见总统。谁知，飞机并没有飞往南京，而是继续南行了。在那天的日记上，张学良这样写道：“12点15分抵台北松山机场，余知是到台湾。”一种被欺骗和愚弄的感觉跃然纸上!

飞机到达台北后，张学良等人被直接押往新竹。为了隐蔽起见，3日上午，他和赵一荻又从新竹被押到井上温泉。这样，才算是完成了整个“移居”过程。

很多年后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曾万分感慨地回忆道：“两天的时间，张学良与赵一荻飞越了大半个中国，从行程安排看，几乎是马不停蹄，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--井上温泉。所有行动中的人都知道要去的地方，惟有张学良与赵一荻最后才被告知。”而张学良在到达井上温泉后所写的日记上也说：“余知此为余之新住所也。”字里行间充满了无奈和疲惫。

1947年，台湾爆发“二二八事件”，事件波及到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幽禁生活。国民党当局命令严加看守张学良。敏感的张学良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准备在关键时刻抢枪自卫。此时，看守刘乙光接到命令：如有人借机劫持张学良，他不可以让张活着出去。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的处境更加艰难了。
尽管如此，幽禁在井上温泉的那些日子里，张学良和赵一荻过上了农民的生活。井上温泉地处山区，环境适合开垦、种植农作物。为了解乏，也为了能自食其力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开始拿起锄头，在住所附近挖地、种菜。

山上缺乏蔬菜，种些蔬菜，可以改善饮食，也可以陶冶性情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从没干过农活的赵一荻陪伴着张学良，一起锄草、灌园，看看蔬菜“是否长虫了”，“是否需要上肥了”。看似无聊的事情，却给他们的幽禁生活带来了无尽的快乐。在保存下来的张学良日记里，就记述了很多种菜养花的小事。而其中，描述最多的便是赵四小姐如何地喜爱那些花草。可见，环境如何的险恶，赵一荻身上那种浪漫的情怀，却是一丝都没减少。

就这样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很快就适应了山间生活。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院子里盛开的小花，给他们平静的生活，增添了许多的乐趣。苍翠的群山，长势喜人的蔬菜，遍开的鲜花，都成了张学良和赵一荻幽禁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看着这些生生不息的蔬菜花草的时候，他们俩的脸上一定流露过幸福、欣慰的笑容。有着这样的笑容，有着两人之间那化不开的浓情，即便后来在台湾的幽禁生活再艰难、再孤寂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必然也是从容面对，毫无畏惧吧!

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幸福、美满的爱情和婚姻，是一定能够天长地久、白头偕老的。而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爱情，便属于这样。他们俩犹如春天里盛开的梨花和海棠花一样，相互依伴、相互映衬，恩恩爱爱，一直到春华变成秋实，最终酿出了甜美的婚姻蜜糖!

这段梨花海棠相伴老的美丽爱情，同样也经历了严冬和酷暑。艰难的软禁岁月，便是最好的证明。然而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之前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就已经共同面对过一次痛苦的身心折磨。这就是赵一荻帮助张学良戒毒的故事。

1934年，中国还处于几大军阀混战的时期。那时候，最大的几个军阀是蒋介石、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人。在各种矛盾的累积激化下，这几大军阀之间爆发了著名的“中原大战”。战争旷日持久，几方都损失惨重，老百姓成为了战争的真正牺牲品。更严重的是，外国列强，尤其是日本，也在此时加紧了侵华步伐。一时间，中华大地内忧外患，满目疮痍。

为了拯救民族危难，也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，张学良作为东北奉系军阀的统帅，动用武力成功调停了蒋介石、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战争。1934年4月，蒋介石为了表彰张学良的功绩，将张学良升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，并移驻北平顺王府办公。这可以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。
来到北平后不久，由于气候不适应，张学良就患上伤寒住进了医院。在那段时间，赵一荻便在顺王府帮助张学良处理一些政务。一旦时间空闲，她就会来到医院探望。

有了赵一荻的悉心照料，张学良的病很快就好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由于之前“九一八事变”东三省的沦陷张学良确实难辞其咎，再加上后来热河保卫战的失利，外界舆论又将“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”炒得沸沸扬扬，一时间到处都是“赵四风流朱五狂”的绯闻，张学良被迫下野。那段时间，张学良心情极度郁闷。之前已经戒掉的吗啡瘾，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

最终，仍然是赵一荻，安抚和宽慰了张学良。她告诉他，不能再粘上吗啡了，一年前戒毒的痛苦难道就忘记了吗?

原来，在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不久，身负国仇家恨的张学良，便经受不住舆论“不抵抗将军”的骂声，内心痛苦无处可诉，开始注射吗啡，而且次数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频繁。虽然在毒品的幻觉作用下，张学良找到了一时半会的放松。但是，毒品很快就让他从一个精神抖擞的青年将军变得萎靡不振。他整日郁郁寡欢、心情暴躁，日渐面黄肌瘦、病体恹恹，完全没有了少帅的风采。三十多岁的男人，看起来竟然老态龙钟!

看着爱人自我放纵、自甘堕落，赵一荻忧心如焚。怎样才能帮助张学良解除痛苦呢?想来想去，赵一荻决定听从为张学良治病的德国名医史密勒博士，进行强制戒毒。

1933年3月12日，张学良来到了上海。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赵一荻，当着他的面，拿起了手枪。她捧着手枪走到窗边，对着教堂的塔尖，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，然后举起手郑重地说：“我发誓!”意思是让张学良明白，她准备帮助张学良强制戒毒。如果张学良不配合，那么就用这把枪结束他的生命，免得他生不如死。

张学良听从了赵一荻的劝说，开始强制戒毒。

治疗过程相当的痛苦。由于长期依赖毒品，张学良已经有很深的毒瘾，几乎一天都离不开吗啡。为了防止张学良毒瘾来时的狂暴，史密勒医生把他的手脚都捆绑在椅子上。那种痛苦是无法想象的，只见张学良疼痛难耐，用牙齿撕扯着衣服，一会呻吟，一会惨叫，那叫声真是撕心裂肺，不忍卒闻!
这时，跟卫兵一起拿枪守在门外的赵一荻，内心也在忍受着痛苦的煎熬。有好几次，她听见张学良凄惨的叫声，都想冲进去解救。然而，理智告诉她不能这样干。一想到张学良如果不戒毒，就会从此沉沦下去、一蹶不振，深爱着他的赵一荻便坚定起来。至于张学良的其他亲属，看到赵一荻如此的坚持，也不敢再进屋了。

就这样，经过了七天七夜脱胎换骨般的身心折磨，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。看着眼前这个刚刚获得新生，浑身虚脱的爱人，赵一荻欣喜地留下了眼泪。

人生本来就是充满了很多的苦痛和挫折的，作为人生一部分的感情肯定也会遇到很多磨难。重要的是，两个人能否一起直面困难，闯过难关，获得难得的幸福。赵一荻和张学良做到了。他们的感情，经受住了各种大大小小困苦的考验，从亲人背弃到舆论攻击，从戒毒到软禁，他们一路走过来，艰难却又幸福。

1964年7月4日，已经满头飞雪的张学良和赵一荻，在台北市北投温泉风景区的一个教堂里举行婚礼。这一年，张学良64岁，赵一荻5l岁。他们忠贞的爱情，终于走向了圣洁的婚姻殿堂。关于这个婚礼，还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。

有人或许会问，张学良和赵一荻已经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还要在教堂举行婚礼呢?这里有两个原因：一方面，赵一荻陪伴张学良那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任何名分，张学良认为应该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，因此举办婚礼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早年的戒毒经历，张学良从痛苦中领悟了基督的精神，准备成为基督徒，信奉耶稣基督，所以结婚也得在教堂举行典礼。

按照基督教教义，成为基督徒必须得要接受教会的洗礼。可是，基督教徒在洗礼时，又不能拥有两位妻子。因此，张学良在成为基督教徒之前，就面临了一个选择：必须在赵一荻和于凤至之间选一人作为妻子。

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。为此张学良心情十分沉重，寝食难安。

在他看来，于凤至作为自己的发妻，温柔贤惠，持家有道，一直默默无闻地为自己奉献着。而赵一荻，更是情深意重，对自己一片痴情，自己最艰难的幽禁时光，便是在她的陪伴下度过的。思前想后，张学良决定给于凤至写一封信，由她来做决定。

这封信是由张学良和于凤至所生的长女闾瑛及其丈夫陶鹏飞(他们跟于凤至一起在美国生活)转交于凤至的。女儿临走时，张学良嘱咐道：“闾瑛，爸爸老了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因为你妈和赵四小姐的原因，牧师不肯为我进行教徒洗礼。这封信带给你妈，就说我请求她帮我下决心吧!”

很快，于凤至看到了信。看完之后，她对女儿说：“……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，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件事。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，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、共患难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。现在由她陪着汉卿，汉卿高兴，我也放心。至于我个人的委屈，同他们所受的无边苦楚和寂寞比起来，又算得了什么。”

说完，于凤至提笔给张学良写了回信：“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，堪称风尘知己。尤其是绮霞妹妹，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，任劳任怨，陪侍汉卿，真是高风亮节，世人皆碑。其实，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，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!”

最终，1964年3月，张学良和于凤至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完美地分手了。

于凤至的宽容，成全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美满姻缘。结婚典礼那天，参加婚礼的人虽然并不多，只有十二个，但宾客都是在台湾乃至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比如政界的张群，艺术界的张大千，国策顾问何世礼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等，都带着祝福前来参加婚礼。